【思享家】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统文化渊源(2)

　　追求和而不同

　　“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，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、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中华民族历来重视“和”，古代传统典籍有许多精辟的论述。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提出：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，认为万物由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而成，无差别的单一事物不能产生新的事物。《左传》中记载有“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”，意思是像一曲美妙的乐曲一样和谐动听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。老子主张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，同样将“和”视为万物对立统一达到的和谐与平衡。《中庸》中有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将天地各得其位、万物生长繁衍的境界称为“中和”。孔子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大小由之”，将“和”看作是伦理、政治和社会原则。孔子还在前人有关“和”与“同”关系的基础上，提出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观点。《尚书》中则记载有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“协和万邦”立场。孟子认为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“人和”因素比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更为重要，体现出对“和”的高度重视。

　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“和”，包含和谐、和平、和合、调和等多重内容，既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和价值标准，又是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手段和方法，进而演化成为中国人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、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。

　　“和”的核心是和而不同。“和”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、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，意味着协调不同的人、事、物，使之达到和谐均衡。“和”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，而非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。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、异彩纷呈的，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，事物的发展、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。”“和”与“同”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。“和”是保存差异和个性的对立和谐，“不同”之间求“和”，不是强求一致，而是要在承认多样性、矛盾性的前提下找出统一性，找出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，进而求同存异，真正达到“和”的境界。

　　中国“和”文化贯穿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源泉和宝贵财富。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，从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到建设和谐世界理念，都是对传统“和”文化的继承和发展。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经融入中国的外交政策，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。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运用中国传统“和”文化，善于将和而不同的理念注入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策略中，向世界各国推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世界意义，用“和”文化打造中国的国际形象。“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，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、认识社会、认识自己，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。”

　　重视伦理道德

　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型文化，道德观念、道德理想占据重要地位，不但体现在个人的道德修养、行为规范上，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延伸到治国安邦和国家间关系中，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。

　　春秋时管仲将礼、义、廉、耻称为“国之四维”，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，推崇国家的伦理道德基础。孔子和儒家重视仁、义、礼等道德价值。孔子认为“仁”是最高的道德原则，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也。”儒家认为，国家实行仁政，统治基础才能稳固，只有仁政才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。“义”是道义，正义，儒家主张以义制利。《论语》提出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要求人们“见利思义”“见得思义”，用道义去限制对利益的追求。孟子说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一者也。”“礼”是社会的规范、秩序和法度，对于个人、社会、国家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孔子说：“不知礼，无以立。”荀子提出：“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