汶川地震——北川中学的十年涅槃(4)

　　03

　　“二次创业”

　　2008年7月，北川中学震后首届高三的高考成绩出炉。虽然延考一个月，但还是意料之中地一败涂地。申龙回忆，当时理科“一本”线578分，上线者屈指可数，“几乎没有600分以上的”。

　　因在震后救援和转移中的优异表现，申龙和班长被评为“抗震救灾英雄少年”，分别被保送到北大、清华。这几乎是此后三年北川中学在高考升学方面唯一的好消息。这之后的几届师生，虽备受关注，却一直未走出地震影响，升学率一蹶不振。

　　2008年年底，绵阳市教育局做出决定，要把北川中学打造成真正的名校，绵阳市教育局局长开始兼任北川中学校长，刘亚春转任常务副校长。同时又从绵阳五所重点中学抽调了36名干部和教师“支教”，帮助面临“教师荒”的北川中学渡过难关。刘亚春将之称为“二次创业”。

　　起初，很多学生并不买账。当年秋升入高二的张鸣鸣说，震后重组班级，大家状态“非常消极，不想学习”。灾后心理效应依然明显，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他们，开始思考学习乃至人生的意义。“学习有什么用？那么多同学每天努力学习，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没了。”

　　陈问奇当年升入高三，他就读于快班，原本成绩上佳。地震中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后，他找不到学习乃至活下去的动力。母亲生前靠摆地摊维持生活，“一分一毛攒出来学费”，只在周末等他回家才舍得吃肉。震前，他学习的最大动力，就是能让“母亲过上几天好日子”。

　　申荷永说，灾后心理创伤往往在灾后3～6个月最为明显，这刚好是陈问奇那一级学生升入高三的时期。但在板房里，陈问奇没有私密空间，无处发泄，就喜欢夜里没事在外晃荡，回来后对申荷永夫妇说：“想躺在马路上，让车子把我压过去。”

　　他至少三次有过退学念头，上课时常与老师大吵大闹。高三复习强度很大，之前成绩倒数的人逐渐排在他前面了，对他打击更大。“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想考。”夜里，他有时还会做噩梦，梦到“向战场一样”尸横遍野的校园。地震逃生时，他丢失了眼镜，视线不清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在一具不动的尸体上。

　　在陈问奇陷入厌学情绪时，郑海洋还在外地进行截肢术后的康复训练，需要穿戴假肢，练习步态以及摔倒后如何站起来。整个过程十分艰难、疼痛，“一天流汗都要湿好几件衣服”，整个人瘦了几圈。
         
　　（新北川中学教学楼的残疾人通道）

　　更大的打击来自心理。被救出前，郑海洋对着媒体镜头摆出了一个“V”形手势，被人称作“夹缝男孩”。治疗期间，外界关注大量涌来，不乏一些投机与作秀者。

　　那时，各界人士频繁地来病房探望郑海洋，有明星、企业家、志愿者等等，有些还带着媒体。这位当时年仅17岁的少年，以为这个世界是善意的：别人对他嘘寒问暖，他愿意对别人掏心掏肺，别人对他许下各种承诺，他信以为真，最后却发现自己被骗了——很多人在某段时间内频繁出现后就永远消失了，“具体是谁就不说了，他们还挺有名的”。

　　“不了解这些人情世故，太单纯了。”郑海洋一度觉得很受伤，拒绝了所有陌生探访，包括校长刘亚春出面邀请的媒体采访。一个原因是，当他复课后，央视来到学校拍摄，让郑海洋和其他伤残学生摆拍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动作。其中有一次，健全的同学在做课间操时，央视想安排他们在一旁观看，“表现出很渴望、失落的样子”，而原本他们是可以待在教室不出操的。郑海洋一听就火了：“你们他妈连这个都想得出来？”

　　震后一两年里，北川中学的学生见到的名人、媒体、志愿者超过了他们此前乃至此后的总和。明星大腕与政商要人，伴随着无数的物资援助涌来，“今天耐克送个鞋，明天谁就送衣服”，在长虹培训中心吃饭、住宿也都是免费。申荷永和陈问奇都观察到，很多同学的心态开始膨胀。

　　一个佐证是，高三时同学们谈论未来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当大老板或者大官。如果头一天来的是成龙、甄子丹这类明星，第二天再来一个二线演员，大家就看不上眼，“不想搭理他们，看都不想去看”。“那时候大家说话的状态就是‘我要怎么怎么’。”陈问奇说，最后2009级高考，不乏平日成绩上佳者，因心态原因发挥失常。

　　外界过多来访一度让宋波等老师心力交瘁。2010年9月，北川中学新校区率先投入使用，北川县委县政府为了重振和提升北川中学，将原北川中学初中部独立出来，成立永昌中学，原分管德育的老师调任永昌中学校长，分管教学的宋波调任分管北川中学的德育。

　　德育工作需要频繁与人打交道，恰逢新校区投入，来访接待工作众多。习惯单纯教书育人的宋波极不适应，“心累身体累，很恼火”。那时的教师公寓还未修好，教师只有暂宿学生公寓，两人一间，没有私人空间。宋波白天忙完，晚上回到宿舍，想起自己在老北川那个不复存在的幸福一家，巨大的悲伤和孤独感就会袭来。

　　“哪有归属感？没有归属感，即使校舍再漂亮，即使天天有人看望你。”有十余位老师创伤难以愈合，震后陆续选择离开。宋波也想当“逃兵”，离开这片伤心之地，换个环境重新开始。他向上级申请调离，还联系了三个接收单位，但领导没有批准，最后没走成。

　　并非所有外界关注都是负面的。陈问奇读高三时，最喜欢去“心灵花园”找高岚老师。高岚做心理疏导很少触及敏感问题，只是陪伴和倾听。渐渐地，陈问奇愿意向她打开心扉：“她跟我说什么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一直的陪伴。”

　　高岚对陈问奇说，他能去参加高考就是胜利，“人生每个阶段的状态和衡量标准不是固定的”。陈问奇醒悟后开始用心准备高考，虽然从结果看为时已晚，最后考入广州一所航空类专科学校。

　　郑海洋等伤残学生，也都认了成都志愿者王志航为干妈。最开始，他本能地排斥王志航，不理不睬、表现孤傲，但干妈没有放弃，经常来看望郑海洋，他这才发现“干妈跟其他志愿者不一样”。干妈十年如初，二人一直保有联系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郑海洋的恢复一度也“非常缓慢”，他的班主任唐高平如是说。震前，他长相清秀，身高1.83米，不仅成绩不错，运动也样样精通，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失去双腿后，他留了一级，学习、生活样样需要他人帮助。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，“啥子都难熬”。而受限于身体条件，他有情绪也无处发泄，心情极度烦闷甚至抑郁，一度形成恶性循环。

　　文字成了他新的发泄渠道。高三最后一年，他在新校区度过，看完了韩寒的所有书籍。那一年他还一度迷上了写纪实小说，记录自己在地震中的故事，和过往在北川中学的点点滴滴。老师唐高平回忆，那时的郑海洋上课时头就一埋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他知道郑海洋不想听课，却不知如何安慰他，“不能说他有问题，不然没问题也会说出问题来”。

　　高三下半年，郑海洋向唐高平申请回家复习。“新校园找不到以前的感觉，不想待，很压抑。”回家后，他一边写小说，一边等待高考来临。